我还记得外孙说这个故事时的语调与神情——
从前有个国王，最喜欢的事情是打猎。有一天，兴高采烈地到大草原打猎，追逐一只花豹时，不小心被咬断了手指。回宫后，越想越不痛快，就找来宰相饮酒解愁。宰相知道了这事后，一边举酒敬国王，一边微笑说：“大王啊！少了一小块肉总比少了一条命来得好吧！想开一点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！”
国王一听，闷了半天的不快，终于找到了宣泄的机会，凝视着宰相说：
“嘿！你真是大胆！你真的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吗？”
宰相发觉国王十分愤怒，却也毫不在意：“大王，真的，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自我，一时的得失成败，都是最好的安排。”国王说：“如果我把你关进监狱，这也是最好的安排？”宰相微笑说：“如果是这样，我也深信这是最好的安排。”国王说：“如果我吩咐侍卫把你拖出去砍了，这也是最好的安排？”
宰相依然微笑，仿佛国王在说一件与他毫不相干的事：
“如果是这样，我也深信这是最好的安排。”
国王勃然大怒，大手用力一拍，两名侍卫立刻近前，国王说：“你们马上把宰相抓出去斩了！”侍卫愣住，一时不知如何反应。国王说：“还不快点，等什么！”侍卫只得上前架起宰相往外走，国王有些后悔，大喊一声：“慢着，先去关起来再说！”宰相回头对他一笑，说：“这也是最好的安排！”
一个月后，国王养好了伤，想跟从前一样，与宰相一起微服出巡，可是想到自己已下令将宰相关了起来，放不下架子，叹了口气，只好独自出游去了。
国王来到一处偏远的山林，忽然山上冲下一队蛮人，脸上涂着红黄的油彩，手里拿着弓箭，三两下就把国王五花大绑带回高山上。国王这才想到，今天正是满月，这一带有一支原始部落，供奉的是满月女神，每逢月圆之日，有用活人祭祀女神的仪式。国王哀叹一声，心想，这下子没救了。他也想跟蛮人说他是国王，想让人家放了他，可是嘴巴叫破布塞住，说不出话来。
国王被带到一口大锅边，下面柴火熊熊燃烧，锅里清水沸腾翻滚，眼看就要被扔进锅里了，国王吓得脸色苍白，浑身抖个不停。大祭司来了，让人脱光国王的衣服，露出白白的身子，大祭司啧啧称奇，说想不到现在还能找到这样完美无瑕的祭品。
原来，今天要祭祀的是满月女神，正是“完美”的象征，祭祀用的活人，矮点丑点没有关系，就是不能有一点残缺。就在这时，大祭祀突然发现国王的左手的小指头少了一截。神灵是不能欺哄的。他只得忍痛下令，将这个废物赶走，赶快再找一个完美的祭品来。
脱离险境的国王，死里逃生，大喜若狂，一回到宫里，就让人释放了宰相，并安排宴席，为自己逃生，也为宰相出狱庆贺。席间，国王一边向宰相敬酒，一边说：“宰相啊，你说的真是一点也不假，果然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！如果不是花豹咬了一口，今天连命都没了。”宰相回敬国王，微笑说：“贺喜大王对人生的体验更上一层楼了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国王忽然对宰相说：“我侥幸逃回一命，固然‘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’，可是你无缘无故叫关了一个月，又怎么说呢？”
宰相喝下一大口酒，又举起满满一杯酒，这才说：
“大王！你将我关在监狱里，确实也是最好的安排啊！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不是在监狱里，陪伴你微服出巡的人，不是我还会是谁呢？等到蛮人发现你不适合拿来祭祀满月女神的时候，谁会被丢进大锅里烹煮呢？不是我还会是谁？所以我要为大王将我关进监狱里，向你敬一杯酒，也是你救了我一命啊！”
（以上系抄录报上原文。）
说完这个故事，外孙故作深沉地说，姥爷，你听懂了吗？
我点点，说，听懂了。八岁的孩子，蹦蹦跳跳地走了，我独自坐在书桌前，陷入了深思。
这是半年前的事。
此刻，又一次看了这个故事，仍由不得感慨万千，真是深刻，真是发人深省啊。
我这一生，也可以说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就说我的出生吧，农历丙戊年腊月十二日，离过年只有十八天，若是迟生上十九天，生在丁亥年的农历正月初一，会是什么情形？
建国初期，晋南农村，还延续着过去的规矩，八虚岁上学。迟生上十九天，到一九五三年秋天，我就是七虚岁，不能上学。要上小学，须得一九五四年秋天。而一九五四年上学，一级不留，高中毕业恰是一九六六年夏天，学习再好，也不可能上大学；文化大革命爆发了，高考停止了。而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，回到农村会是怎样一个情形，就不必说了。
大学期间，住过学习班，上过批判会，是够倒霉的了。想想也不无好处。要是没有这样的磨难，我就不可能对这个不好的出身，引起足够的警惕并时时约束自己。犯到同学手里，下手再重，也不过是言辞上的羞辱，不会到了置于死地的程度。若到了社会上，遇上同样的情况，怕就不会全身而退了。
前几天，我们同班，也是出身不好的一个叫乔象鈜的同学的孩子结婚，见到也是同班，出身好些的王昌智同学，谈起当年我受到的磨难，昌智同学不无幽默地说：“那个时候不能上课，也不是说不能学好啊，这些人是把山西大学当成黄埔军校啦！”我没有说什么，心里想，多亏当成黄埔军校，要是当成解放战争的战场，我可就全完了。
毕业后，在吕梁山里一呆就是十五个年头，直到一九八四年才回到省城。如今想来，这也是最好的安排。没有这十五年，不会揉搓了我那简单而狷急的性格，还不知轻狂到何年何月。
八十年代初，我们那一茬作家，这个得奖，那个受表彰，我既没得过奖，也没有受过什么表彰，当时心里还愤愤不平，觉得别人没有看到我的作品的长处。如今想来，真要得上一次奖，我会以为自己真的有写小说的才能，会奋不顾身地写下去，像曾国藩跟太平军打仗那样，明明是屡战屡败，偏要颠倒过来，说成是屡败屡战，曾大人最后是大获全胜，韩小人怕只会是大败而归，片甲不留。
正是因为这样的屡战屡败，才会让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毫不可惜地转而从事现代文化人物的研究，写出了《李健吾传》《徐志摩传》这样也还差强人意的作品。
回到作协后，经历了一次换届风波，一时糊涂站错了队，长期坐冷板凳，受人白眼。当时心里很是憋气，觉得自己怎么这样倒霉，到了哪儿都难以得意。现在想来，不能怨别人，只能怨自己，不识时务又不识好歹，如何能讨人喜欢。若顺大流，及时转向，一段时间内是好过了，可心里受到的折磨会更大，说不定会就此消沉下去。新上台的领导，待我并无过分之处，帽子就应当戴在头上，鞋子就应当穿在脚上，种种处置，既合规矩，又合情理。用韩愈老先生《进学解》里的话说，“动而得谤，名亦随之，投闲置散，乃分之宜”。如今看来，也是最好的安排。没有这些年的休养生息，还是那样自命不凡又心气浮躁，能看那么多的书，能有后来那么大的长进吗？
我认识的作家，省内省外，不能算少，这个有“特殊津贴”，那个有“政府补贴”，这个当过人大代表，那个当过政协委员，我什么都没得过，也没有当过，有时候想起来，怪气闷的。可是想想，若是得了这些，说话做事，总得有所顾忌，自己白丁一个，就方便多了。就是说错了话，做错了事，只要不是很大，上头也会放上一马。毕竟是个普通群众嘛。这不是又变成了好事？
五十三岁上，承其时的党组书记刘巩先生的美意，让我主持《山西文学》的编务。第二年就断了办刊经费，七年后，我下了台，第二年又恢复了办刊经费。可以说，我主持刊物的几年间，是刊物最困难的一个时期。当时常自叹命苦。现在想来，这也是最好的安排，若不是断了办刊经费，能那样由着你的意志，将刊物办成那个样子吗？
想来想去，就没有一件事，不是最好的安排。
我祖父在六十四岁上自缢身亡。今年，我也正好是六十四岁。祖父当年，对我的期望最大，他的死，让我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。我不敢说真的对得起祖父的期望。可一想，父亲虽然是个干部，我不过是个农村孩子，在这样的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，能保全自身，平安长大，能有份稳定的工作，养家糊口，还能接济比自己还要穷的兄弟，且靠了手中的一支笔，让门楣生出些许的光辉，也算是无愧此生了。这还不是最好的安排吗？
我说祖父对我期望最大，绝没有小看我的弟弟们的意思。只是他们在祖父辞世的时候，年龄还太小，最大的三弟不过十三四岁，六弟还未断奶。我当时不管怎样艰窘，毕竟大学快毕业了。几个弟弟后来的表现，都是让人欣慰的。写到这儿又想，甚至我只是个老二，上面有哥哥，下面有四个弟弟，也都是一种最好的安排。若我是老大，或是三老四，就算没有文化大革命，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真的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老了，说几句老了的话吧。
这两年，妻子的腿有些不得劲，常是不知怎么一下，就疼得站不稳，急切中要找个什么扶住。待上一会儿，就过去了。曾去医院检查过，说是膝盖下面有骨刺，可以做手术摘除。她怕有什么闪失，总不愿意去做。一次说起这事，她说，或许将来会瘸了，走不动了。我说，不怕，到那时买个轮椅，我推你。她说，她怕到了楼道上，我一松手将她放了下去。我们的楼道，是一种平缓的坡道，真要放下去，会从我们住的五楼滚到底层，如果轮椅会转弯的话。
我说，要不这样吧，过两年咱就买个轮椅，平日出门，我推一会儿你，你推一会儿我，先练习着好不好？
想了想，妻子说，这倒是个好办法，现在先练习着，免得将来推进推出的让人笑话。
好，就这么办！
过上两年，我们说不定真的会用上轮椅。只是到了街头的某个地方，两个人或许会换一下。
若有人见了，千万不要感到奇怪，这是我夫妇俩，最后的一次爱情游戏，也是我最后的一次装模作样。
未必就是最后一次。
我还有个“装”的想法，就是去世了，不管在哪儿火化，一定要将骨灰送回老家（当然是等夫人过世，一起送回），埋在父母坟墓的旁边。还要立个碑，碑上写韩安远这个名字，不写韩石山。让那个韩石山像鬼魂一样四处飘荡去吧，谁爱说什么，骂什么，由他说去骂去。那不是我，那是那个叫韩石山的作家，只是我在这个世上装扮过的一个角色。韩安远才是我。韩安远的职务是中学教员。韩安远只求安静地久远地，依偎在父母身边，归于婴儿，归于泥土。（韩石山/121111）